福路塔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薛家湾镇柳树湾村福路塔社新村东北约300米处的坡地上，东北距旗政府所在地薛家湾镇约19公里。该墓地于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即已发现。一条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的乡村水泥路将这片墓地分为东西两部分。其中东侧部分南北最长约300米、东西最宽约150米，总体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之势。北侧紧邻十里长川，长期受流水冲刷形成断崖，东侧为一条干涸的自然冲沟，西侧是林地，南侧有一条乡间便道通往旧村，大饭铺到龙口的高速公路拟从墓地东部穿过。

▲ 福路塔墓地2017年至2018年发掘区域全景

为配合大龙高速公路建设，2017年至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鄂尔多斯博物馆和准格尔旗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累计揭露面积约8000余平方米， 共清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长方形土坑竖穴墓131座、祭祀坑1座及晚期自然冲沟1条。

遗  迹

墓葬  以单人墓为主，共126座。此类墓葬，墓圹大小深浅不一，尺寸差别较大。大者长5米余、宽3米余，小者仅容一人安身；浅者去掉上层堆积沙层人骨就已暴露，深者可达3米以上。此外有双人合葬墓4座，三人合葬墓1座。合葬墓的墓圹一般较大，长、宽多在4米以上。仅一座比较特殊，分上下两层叠葬，墓圹很小。由于墓坑挖在沙土中，有些墓葬的墓壁早年即已坍塌，致使墓圹不甚规整，墓口原始尺寸不详。部分墓葬留有生土二层台，三座墓有壁龛（用以放置殉牲）。墓内填土均为灰黑色沙质土和底层黄沙搅扰而成的花土，极易辨识。有些墓葬填土经过夯打，土质坚硬，夯层、夯窝清晰可见。墓向既有东西向，又有南北向，东西向墓的数量约是南北向墓的两倍余。东西向墓死者头多朝东；南北向墓墓主头多向南。多不见葬具，仅在几座墓葬底部发现少量木质朽痕，可能为木棺。人骨保存一般，葬式多种多样，以仰身直肢葬数量最多，仰身屈肢葬次之，另有侧身叠肢葬、侧身屈肢葬、俯身直肢葬。

有殉牲的墓共37座，几乎散布于整个发掘区域，既有东西向的，也有南北向的。殉牲的种类有羊、牛、狗，以羊的数量最多，一般以头或头和肢骨、蹄骨代替全牲。殉牲多置于墓葬填土内，一般紧靠墓主足端的墓壁摆放。牲肉则较为普遍地见于多数墓葬之中，但多寡不均。一般摆放在墓主头前的随葬品之侧或之上。

祭祀坑  只发现一处，位于发掘区南部，平面近圆角长方形，长0.86米、宽0.75米、深0.3米，坑内填土与墓葬无异，坑底立置陶壶、陶釜各1件。

沟  一条，位于发掘区中部偏南。开口于①层下，打破M74、M77、M84、M128和生土。平面形状不规则，大体呈条带状分布，沟壁斜收，口大底小。已揭露部分长32米、宽7.5～13米、试掘地段深达3.1米。沟的上层填土较一致，为纯净的红褐色沙土。土质松软，含沙量大，几乎无任何人工遗物。下层填土多为浅灰色或黄色淤土，包含较多因冲蚀墓葬所沉积遗留下来的陶片。

出土遗物

随葬陶器组合以瓮、罐、缶、壶、釜、豆、钵等日用器为主；其中壶、釜种类繁多。铜器数量不多，包括生活用具、武器、饰品等，种类有鼎、鍪、壶、镜、铃、镦、环、镞、管、带钩、带扣、印章、扣饰、器盖、韘形佩、兽头形饰件等，另发现半两钱数枚。铁器多已锈蚀，可辨器形不多，主要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马具、武器、饰品等，种类有臿、釜、勺、削、叉、钉、镦、环、马衔、剑、戟、镞铤、带钩等。骨器较少见，有带钩1件及长方形骨牌若干。另有少量的银耳环、石环、石球、玛瑙珠、料珠、铁铤铜镞等。此外，大部分墓葬普遍见有红色漆皮。在一些瓮、缶和罐的肩部、扁壶的腹部书有文字或符号。

▲ M27随葬品出土情况

▲ M32随葬品出土情况

▲ M53东壁附近填土内殉牲

▲ M48部分铜铃出土情况

▲①M27：5铜扁壶正面、侧面

▲②M64出土镂孔青铜环

▲③M74陶缶肩部铭文

▲④M80出土陶扁壶上的文字

初步认识

关于这批墓葬年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墓地随葬炊器以陶釜为主，不见鬲，而釜取代鬲，成为普遍的日用炊器，当是在秦伐巴蜀之后的战国晚期。第二，墓地只出半两钱，不见五铢钱。据考证秦统一发行半两钱是在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年），年代接近战国晚期；而西汉始铸五铢钱是在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第三，发掘出土的12方铜印章，除少数战国晚期印和秦印以外，多属汉印。第四，这批墓葬是以瓮、壶、釜为基本的随葬陶器组合，这一点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关中和陕北地区秦墓存在很大的一致性。据此可初步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应该大体处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茧形壶、蒜头壶、扁壶等秦文化指征性器物的发现，进一步说明该墓地是一处以秦文化为主体的墓葬群。

殉牲是春秋战国时期广泛存在于北方长城沿线的一种丧葬习俗。福路塔墓地数量上近1/3的墓葬存在殉牲，约半数左右的墓葬放置牲肉，很可能是对本地区传统丧葬习俗的保留和延续。这说明该墓地内可能存在东周时期居住在长城沿线的北方民族后裔。M93、M96、M101、M116等四座墓葬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北方系的单耳罐、双耳罐、小铜管、铜兽头形饰件，与秦墓典型器物釜、缶共出。素面夹砂陶带耳罐是东周时期北方长城沿线西段的典型陶器，它的出现或许是西戎文化因素的孑遗。由此可见，福路塔墓地的主人，并非纯粹的秦人，可能还包含了深受秦文化影响的源自原西戎系统的“秦人”。他们在战国晚期被迁至长城沿线戍边，并与被秦征服了的当地北方民族融合，成为当地的新住民。

福路塔墓地处于秦昭襄王长城内侧，是战国晚期秦防御匈奴等北方民族的重要地区。虽然文献记载西汉初期匈奴与汉以故塞（战国秦昭襄王长城）为界，但是西汉早期匈奴势胜，屡寇并占据了河南地，直至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朝才凭河南战役之胜收复失地。所以，一般认为西汉早期政府已经无力据守战国秦长城东侧的今准格尔旗一带。福路塔墓地发现了明确属于西汉早期的墓葬，证实此时西汉王朝依然坚守着故塞。

学术意义

福路塔墓地的层位关系及其出土的半两钱、带文字陶器、铜印等年代特征明确的器物不仅可为该墓地分期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以此为切入点或可对北方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遗存的分期取得突破性的认识，为区分战国晚期和西汉早期的遗存提供科学的标尺。

匈奴自身特有的文化形成于西汉中期，来自以关中地区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因素在匈奴文化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匈奴的陶器，与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秦文化的陶器非常相似。福路塔墓地部分瓮、壶与匈奴最早期遗存中的同类器物相近。在探索匈奴文化中汉文化的来源问题上，福路塔墓地在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等方面与匈奴关系甚密。对该墓地做进一步的分期和文化因素对比研究，或对探索匈奴文化起源有所助益。

福路塔墓地随葬品和葬俗呈现出的多种文化因素兼容并蓄，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百具人骨将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北方民族人种学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材料，有助于我们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探讨北方民族的融合。